“我没有足够理由反对愚蠢。

我承认，发展中的笨拙培训了我们。

在这里也有，一个办公室

每年勘察现有的能力吗？

（……）

所有因潜能而产生的行为

都是令人悲痛的奇迹。”

 

——以上是王炜诗剧《毛泽东》里的诗行。

 

 

NGO实践者，是观察非官方的“能力”在中国现状之中的处境的合适对象。

 

位于中国西南边缘地区的贵州省，一向是民间公益项目的主要实践地区。NGO组织、政府机构及当地族群的关系错综复杂，各个NGO之间的关系亦然。基础工作者的精力消耗和经验形成，大部分关于同地方自然状态（包括体制）的博弈。

   

本已困难重重的NGO工作，在2011年底进入全面萧条。勉力而为的现状构成了沼泽，一如那些崎岖的、每到雨季就泥泞难行的边缘地区。

 

霍尔姆斯•罗尔斯顿（Holmes Rolston III）在《哲学走向荒野（Philosophy Gone Wild）》中，描述了人应当如何面对变化中的自然状态。在边缘的山地与贫困地区，每个持不同观念、方法的实践者都为他们的事业带去复杂的，有时是喜剧性的色彩。

 

中国NGO是完全成为单纯的社会慈善服务机构，还是如另一种理想，参与对人权的推动？一种观点认为，“如果NGO的政治化成为一种共识，这个领域是没有前途的”。

 

20世纪初，传教士柏格里在乌蒙山中建立的“理想国”，使若干NGO工作者得到力量来源。

 

一些NGO工作者在试验：重新探索传统知识的运用，有无可能帮助社区减轻对现金的依赖。他们还认为，乡村活力的消失，是因为青壮年作为乡村最有活力的部分离开了。如要要恢复正常的代际构成和年龄构成，让一个乡村社区的活力重现，需要一批回归和扎根年轻人。

 

在部分苗族社区，依然保存着长老治理的结构。NGO工作者们意识到，如果他们仍然遵循经典的“赋权”模式，尝试去打破原有架构，这其实是没有生命力的。他们逐渐对早期遵循的，来自西方的“赋权”和启蒙观念产生怀疑，试图重新思考和适应现实。

 

不过，如一位艰辛的NGO工作者所说，“什么样的现实感都不解决问题”。

 

有观点认为，中国NGO是失败的，NGO的一切理念和行动都被完全掌控。但其他力量和技术手段的介入，仍有可能带来不可测的转机。

 

1990年代福特基金开始进入中国，即强调“面向云、贵、川地带”。为什么在这个地区，有众多的NGO组织兴起，外来者和本土人员同时选择这块土地？也许，如同一位NGO工作者所说，这里是“所有问题的凝结之处”。